1976年4月15日上午，人民大会堂江苏厅，邓颖超会见了杨振宁、杨振宁的母亲罗孟华和妹妹杨振玉。周恩来去世才三个多月，这场会面没有安排在隆重场合，谈话却很深。杨振宁从纽约带来的悼念之情，也在这里有了面对面的寄托。 消息传到美国后，纽约华侨举行了追悼活动，杨振宁参加了仪式，并亲自致悼词。他回国时还提出，想代表在美华侨向周恩来的灵位献花圈。到了北京才得知，周恩来的骨灰遵照遗愿撒在祖国大地，并未设置固定灵位。 邓颖超对杨振宁参加追悼会表示感谢。两人谈到一张旧照片时，杨振宁听说有人把它说成周恩来与邓颖超赴法归来时的结婚照，便顺口提起。邓颖超立即纠正：“不是。” 这件小事看似普通，却牵出了两人早年的经历。邓颖超没有参加赴法勤工俭学，1920年天津女师毕业后，她曾在北京、天津教书，直到1925年才前往广州。她与周恩来的婚姻，也是在1925年结成，而不是照片流传的那个时间。 邓颖超说，两人早在五四运动中便相识。有人把他们的相识归因于某位介绍人，她却明确表示，真正让两人走到一起的，是共同参加爱国运动的经历。至于那张照片，她判断应拍摄于1925年10月，周恩来参加第二次东征前夕，那时他们已经结婚两个月。 谈话由照片转到健康，气氛逐渐沉重。杨振宁提到自己的母亲患有心脏病，邓颖超便说，周恩来也有心脏病，而且已经持续了约十年。杨振宁显得十分意外：“周总理也有心脏病？” 邓颖超告诉他，周恩来的心脏病并不是致命原因，真正夺走他生命的是癌症。早在1967年，周恩来的身体就出现明显问题，常说早晨八点左右精神不济，手也会发抖。到了后来，他的办公室常备氧气，医护人员随时守在门外。 杨振宁更难接受的是，周恩来明明已经知道病情，却仍保持着极高强度的工作状态。于是他问：“既然已经知道得了病，为什么不让他休息，还让他继续工作？” 邓颖超回答得很平静：“谁也没有强迫他，是他自己愿意的。”在她看来，周恩来并非感觉不到疲倦，只是把工作看成生活中最重要的需要。吃饭、睡觉都可以压缩，工作却不能轻易放下。 这种习惯，早已融入周恩来的日常。困倦时，他会喝咖啡，咖啡不管用，就在额头上抹万金油；再无效果，便用热毛巾擦脸，随后继续处理文件。邓颖超知道这样做会损害身体，却很难真正劝住他，因为周恩来并不是被别人推着工作。 杨振宁此前见过周恩来几次，对这种说法尤其震动。1971年7月，杨振宁在中美关系开始松动的背景下回到中国，7月28日受到周恩来会见。两人长谈数小时，周恩来关心美国社会和学术界的真实情况，杨振宁则感受到他旺盛的精力与清晰的判断。 1973年，杨振宁在中南海见到毛泽东，周恩来陪同在场。那次会面给他留下深刻印象，却也掩盖了一个事实：当时周恩来的病情已经不轻。病痛没有写在脸上，工作安排却一项也没有减少。 邓颖超还向杨振宁说明，周恩来一生都把责任看得很重。对他而言，休息不是不重要，而是常常要让位于更紧迫的事务。杨振宁听到周恩来将骨灰撒掉的遗愿时，再也难以控制情绪，失声痛哭。 杨振宁与周恩来接触并不算多，但这种交往跨越了科学、外交和个人情谊。1971年回国后，他在美国高校介绍中国的所见所闻，也推动中美科学界恢复交流。后来，他与国内高校开展合作，为教育和科研联系做了许多实际工作。 杨振宁早年没有回国，并不能简单归结为感情上的疏远。科学研究环境、身份处境和国际关系，都曾是现实障碍。加入美国籍对他本人也是痛苦决定，父亲杨武之多次劝他回国，父子之间因此长期存在难以化解的分歧。 但回国次数、身份选择，并不能概括一个人的全部立场。杨振宁在1971年踏上中国领空时曾激动难言；得知中国原子弹完全由中国人独立研制后，他又因自豪而落泪。那些反应，和他后来长期参与中国教育科研交流的行动，构成了更完整的答案。 特别